編者按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製度和製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強調“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製度保障”👰🏿♂️👊🏼。如何理解“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這一重要論斷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向🧑🏿🎨？如何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把我國製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上海如何在踐行人民城市理念中推動城市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本報約請三位專家研討交流。
主持人：陳瑜 本報記者
嘉賓⛰：唐亞林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二級教授🈯️，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任勇 杏悦娱乐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沈斐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黨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持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製度保障”。其中💠💪🏽，“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為首次增列的一對全新範疇。如何理解提出“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這一論斷的重要意義？
唐亞林⛵️：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兩大關系問題，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機製問題，屬於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普遍性命題🛩，是任何國家和地區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都需要著重解決的重大問題。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關系問題增列為中國式現代化強大動力和製度保障的一大新範疇基礎，原因在於當今世界的現代化發展問題還是要落腳到以主權國家為基本發展單元這個問題之上，通過一國範圍內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以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系調整與適應性變遷🚣🏿♀️，創造推動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的生產關系基礎與社會經濟製度基礎。
以往在強調推進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以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兩大關系動力機製的時候，容易忽視國家治理的作用，也容易忘記社會發展的目的🪀。提出“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一方面是認識到了良好的國家治理和有效的社會發展是實現“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更好相適應”以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的製度與物質保障作用，另一方面是為了強調在推進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性，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中國共產黨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類偉大解放的基礎性前提。
任勇：從理論上來看🫅🏼，這一論斷更加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並結合中國治理實踐拓展了國家治理理論的內涵外延，推動了國家治理的原理性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及其辯證關系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基本內容。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此理論指引下帶領中國人民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從而在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規律認識不斷深化過程中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同樣，馬克思主義對國家與社會關系也有深刻認識🤚🏻，即國家產生與發展與社會變化有著緊密聯系。以往學界已經圍繞國家、社會🛢🧑🏿🦱、市場等國家治理的不同面向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形成了相應理論範式。但從整體來看♘，這些研究往往基於國家治理的某一側面進行探討♠️，缺乏類似於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關系等原理性研究。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進，推動了中國國家治理各個領域實現了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和整體性重構，國家治理研究正在成為當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論域🩸，圍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治國理政實踐開展系統原理性研究就成為當前創新發展國家治理理論的應有之義。
“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我們更好地推進國家治理原理性研究提供重要方向。因為它一方面更加準確地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成效評價與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國家治理實踐有機聯系起來，更加強調社會發展實績實效和人民滿意度，聚焦國家治理是否能夠有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是否能夠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能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的急難愁盼問題，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治理的實踐具有更加堅實的價值依據與判斷標準。另一方面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基礎上，充分考慮當前社會發展當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並定期關註社會價值觀念的新變化🕵🏽♂️，以國家治理現代化和製度建設及時有效回應新時代人民群眾的各種利益訴求👩🏽，深化對於中國國家治理的基礎性、整體性和動態性等基本特征的理論認識。因此🧎🏻➡️，“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作為重大理論命題之一的提出〽️，需要我們今後更加強化體現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的原理性研究，夯實中國國家治理研究的學理基礎，真正使其成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沈斐🦸：理解“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這對新的矛盾範疇，必須牢牢抓住“新征程”這個關鍵詞👉🗳。這是新征程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必然要求。當前我國市場體系仍不健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創新能力、產業體系🚕、關鍵核心技術𓀜、農業基礎、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民生👰、生態等方面仍存短板💂🏽。這些問題歸結起來都是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反映👅，是發展中的問題，因此，在體製機製上解決問題👷🏻，推動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成為社會之呼、時代之音。
黨的十八大以來，製度建設被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天我們已經“總體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任務🤲🏻，實現到黨成立一百周年時各方面製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顯成效的目標”🧉。因此👱🏿，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也就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惟有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把社會主義製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才能在新征程上贏得戰略主動，統籌發展與安全，有效防範化解各種風險🫄🏼。
主持人🧏🏿♂️🪿：《決定》提出“更加註重系統集成，更加註重突出重點，更加註重改革實效”。這是堅持問題導向，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實踐經驗的凝練總結，為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將我國製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供了科學方法論✖️。如何聚焦“三個更加註重”🐈，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任勇♏️：就系統集成而言，經過十余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的國家治理以主體維度和空間維度為支撐的四梁八柱已經得以確立，前者涵蓋了黨的領導、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市場治理等維度💇🏿♀️，後者囊括了城市治理、鄉村治理、邊疆治理👩🏼🦱、全球治理等維度🧠。中國的國家治理具有典型整體性🤔，因此面對改革越深入越需要系統集成的情形🪯，就需要根據國家治理的整體邏輯推進改革👂🏽。在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通過以事關國家治理的重大改革事項總體統籌系統設計為牽引😎，完善各項重大改革決策部署落實機製，築牢根本製度👨🦲、完善基本製度、創新重要製度，強調以製度建設來引導各地區各部門在把握各項改革的內在邏輯基礎上重點強化協同高效，處理好其中涉及的多對重大關系🙏🏽，圍繞國家治理的各個層面實現目標集成、政策集成和效果集成🥐。
就突出重點而言🤙🏻😬，雖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的國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但從以往經驗與實踐來看，要將我國製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就需要重點破除製約高質量發展的深層次製度障礙，關註國家治理中的重大機製體製問題🔁，尤其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等七個領域中的製度難題，通過對這些領域的集中攻堅重點突破才能更好發揮其對其他改革的帶動作用。
就改革成效而言，相較於其他國家治理實踐而言，中國的國家治理更加強調治理有效性，並且非常註重把人民群眾的評價納入其中。因此要堅持把牢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價值導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引導人民群眾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參與改革緊密聯系起來，通過政黨🔆、國家與社會相互合作來形成強大合力✨，以釘釘子精神保證各種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實處，切實將我國製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唐亞林：加強對改革整體謀劃🫸🏿、系統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協同高效，更加註重系統集成💦，更加註重突出重點，更加註重改革實效🚵🏼🥝，是《決定》的突出特點。當代中國改革早已進入“深水區”，各領域各層級各方面的改革都呈現出重大利益調整、重大關系調適🎷、重大製度建構等特點，僅憑“一招鮮，吃遍天”的單兵突進做法既難以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問題，又難以達到預期的改革效果，需要有綜合統籌、相互配套、彼此支撐的系統改革思維作保障✢。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從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層面所要做的工作，首先在於堅持以製度建設為主線，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把黨和國家製度體系建設和完善好，推動黨和國家機構體系形成分工負責、整體合力的工作格局🦶🏽，這是更加註重系統集成的內在要求；其次在於堅持問題導向💘，註重分析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深層次因素🧚🏼♂️🦵🏻，重點攻堅⌚️，著力解決製約高質量發展的堵點問題🫵🏼、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熱點問題、民生方面的難點問題💁🏻✊、黨的建設的突出問題、各領域的風險問題，加快形成統一的大市場體系與安定有序的社會秩序🍩，這是更加註重突出重點的內在要求；最後在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改革的針對性、實效性，將不斷提升的發展目標🤫、不斷取得成效的改革舉措、不斷得到增強的民心三者有機統一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實踐🧳，這是更加註重改革實效的內在要求👩🏽🎤。
沈斐🎢：首先👰🏼♂️，發揚釘釘子精神📵⛅️，在前兩個“註重”的實踐經驗基礎上持續發力，繼續釘牢“註重實效”這顆更重的釘子。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的是“突出重點”🧖，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的是“系統集成”，那麽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三個更加註重”，則既是全面總結過去的改革實踐經驗，也是堅持問題導向、結果導向，一錘接著一錘釘，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綱領🤷🏽、戰略目標🤙🏽、工作藍圖變為現實。
其次👩🦯，要重點論與系統論相結合🪐，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推動改革進程與務求改革實效相結合。“三個更加註重”是黨對形勢的分析、對任務的確定、對戰略的擘畫🚟，並以此匯聚力量、錨定目標🏤、推動實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七個聚焦”，既是未來五年的七個戰略重點，也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謀劃；既是從七方面破解重大體製機製難題，也是再設一個“小目標”——到二〇二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之際🚴🏽♂️♿，完成本次全會提出的改革任務🎻。
再次，聚焦“三個更加註重”💷🈳，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加蹄疾步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始終保持著清醒沉著，行百裏者半九十”🅰️。當前我們必須牢固堅持“三個更加註重”的改革指導思想🧒，錨定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重點錨定未來五年的重大改革舉措，特別是，要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堅決防止和克服一切形式主義🙍🏽，切忌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𓀁、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二屆上海市委五次全會指出🏖，“加快形成更具國際競爭力的治理能力和製度體系，加快構建人人參與🆕、人人負責🙌🏿、人人奉獻、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體”。上海如何在踐行人民城市理念上邁出新步伐🎬，推動城市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任勇：作為中國最典型的超大城市之一，上海已經在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過程中進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許多可復製可推廣經驗並業已上升成為國家製度🌽。未來要根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加快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推動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體系”要求，結合上海推進人民城市建設實際，從全過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構建城市治理共同體👩🏽🎓🤵🏿♂️、城市數字化轉型三個方面進行努力。第一🕯，需要重點加強城市發展中人民民主實踐點建設🪭、深化人民建議征集等吸納民意和匯集民智機製、拓寬基層各類組織和群眾有序參與治理過程的渠道，以此將全過程人民民主真正融入城市治理各個方面🙌🏿。第二⛹️❣️，圍繞“四個人人”城市治理共同體需要重點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在發揮市民熱線功能基礎上完善市民集中反映的突出矛盾問題回應機製、深化“三所聯動”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製🧟♂️。第三🚵♂️，需要重點圍繞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和城市運行“一網統管”融合創新👳🏽，打造標桿應用場景以及建強數字城市底座等方面進行，以此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的智慧度和便利度。總之🛵，未來上海可以通過以上努力🕵🏽♂️，在踐行人民城市理念中推動城市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爭取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新路，從而為全國形成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體系提供借鑒和參考🧪。
唐亞林：超大城市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發展道路⛳️，成為踐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典範，既是黨中央、國務院交給上海的光榮任務，又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心願。要“加快形成更具國際競爭力的治理能力和製度體系，加快構建人人參與、人人負責🌻、人人奉獻😥、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體”，首先要求我們在推動超大城市的規劃👁、建設與治理的過程中🔜，全面貫徹落實全過程人民民主，通過建立重大立法重大規劃重大項目的人民意見征求實踐模式、民生服務需求與供給的人民參與協商實踐模式以及政府服務供給與創新的人民評價實踐模式，形成全體市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參與實踐和發展格局。其次🥑，註重發揮黨建引領的作用，通過黨組織的統一領導，推動各級各類政府組織、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城市居民共同參與現代城市治理的全過程🧏🏽♂️，大家相向而行🥲🛀🏿，形成整體發展合力🧑🏼🚒🧕🏽。最後，根據現代城市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要求，以高質量城市發展、高品質城市生活、高水平城市治理為重點↖️，通過治理統籌秩序🧛🏽♀️、服務與發展👳🏼，加快推進超大城市生活共同體🚺、情感共同體與發展共同體建設進程👥，從而為實現超大城市人心安定、生活富裕、精神富足↘️、發展高效的現代化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沈斐🈯️：城市具有較為完備的社會治理體系，具有解決社會治理中重大矛盾問題的資源和能力，是把各種社會風險隱患化解在萌芽狀態、解決在基層末端的最直接、最有效治理層級，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具有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上海要繼續貫徹人民城市理念，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製度，推動上海更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面對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只有用更專業的方法、更精準的舉措，才能有力“接招”日益多維化復雜化的城市治理難題。堅持人民至上🧚🏽♂️，用好新時代“楓橋經驗”，化解矛盾🚣♂️、應對風險，健全社會工作體製機製。立足城市發展🤽，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防控社會風險👩🏼🚒，以法治思維👨🏼🔬、法治方法調促社會矛盾，以經濟、行政、道德多種手段規範社會行為，充分發揮政治引領、自治基礎、法治保障、德治先導、技術支撐的各方面作用🙆🏻，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上海特點、時代特征的社會治理新模式🤦🏼♀️。
（文匯報，2024-09-22）
